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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7 14:54 來源：http://www.elinglong.com/ 閱讀：次

　　對于工作和職業發展具備更高冀望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有志愿也有才能通過群體行動和依法抗爭來保護自己的權益，為自己爭奪更多的利益，甚至還努力爭取推動制度的變更。他們除了以頻繁換工作的“短工化”就業方式表白自己對現狀的不滿，也開始在公共空間爭取話語權，反抗身份歧視，并努力爭取城市公民的身份。

起源：中國改革 2012 *** 09 *** 05 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討”課題組

　　與前述“拆分型再生產制度”并存的“工廠專制政體”也是形成新生代農民工困境的原因。“工廠專制政體”主要指生產過程中高強度、長時間的簡略勞動，菲薄的工資待遇，嚴苛而缺乏人道的管理制度，齷齪、惡劣與危險的工作環境等。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天天工作9.6小時，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這一點上與老一代相差無幾。在他們中，有13.6%受過工傷，7.6%得過職業病。假如考慮到外出務工時間的因素，就可看出，他們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損害。此外，他們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還低574元。可以說，與老一代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薪酬待遇更低、受工傷和得職業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們從企業中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并不比老一代農民工強多少。

出路何在

攻破舊體制牢籠為惟一道路

　　課題組發現，從現在開始逐步為新生代農民工落實“企業公民”的權利已具備可行條件：第一，農民工自身素質已有極大的提高。許多工人開始應用互聯網和各種渠道獲取企業和行業相關信息、查問法律常識并當真吸取其他企業的工會運作和集體會談經驗。第二，基于經濟訴求的行動更易堅持在和平、感性、可控的狀態。在課題組收集到的新生代農民工集體行動案例中，經濟目標都十分明白，不合乎企業利潤狀況的加薪要乞降激進的政治訴求微不足道。第三，法律和市場是農民工行動和談判的兩根原則。工人在行動過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動方式是否守法；在提出訴求和進行集體談判時，往往將物價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資水準、市場用工狀況、企業利潤等指標作為最重要的根據。集體議價機制的實現，將是實現程序上的公正正義、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門路。同時，由此帶來的收入調配構造的轉變還將增進消費，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供給強盛動力。

　　近幾年，有關農民工問題已經開展了若干方面的工作，比方容許社保接續，部分地區開展了撤消戶籍制度的試點等等，但從實際情形來看還遠遠不夠。固然農民工工資有所進步，但難以滿意逐步增添的各類破費支出，增加的收入被一直上漲的房租、物價侵蝕，維持型的收入水平難以支持農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戶；某些福利待遇依然與戶籍掛鉤，難以籠罩到農民工；社保接續難以轉走企業上繳部門等等。

　　調查還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明確排擠自己在戶籍制度下的“農民”身份，積極認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將近半數（48.7%）的新生代農民工以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農民。只有25.4%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戶籍身份“農民”表現認可。這一比例遠低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更加多樣且立場積極。有人明確表明，自己是“城里人”、是“勞動者”，是跟城市年輕人一樣的“上班族、小白領”、甚至是中產階級，而老一代農民工則多選“打工者”“個體戶”，甚至有人認為自己是“奴隸”。

　　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八個月就要換一份工作，而老一代農民工一份工作差未幾會做兩年。從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續時間看，新生代也要比老一代短很多。截至2011年，就總體（包括換過工作的和沒換過工作的農民工）而言，老一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為6.2年，大概是新生代農民工每份工作平均持續時間（2.1年）的3倍。

　　近幾年，農民工與本地人的大范圍群體性矛盾時有發生，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廣州增城事件”和最近的“中山沙溪事件”都是例證。這些摩擦事件名義上看是地區族群矛盾（如四川人與廣東人）的激化，實則是農民工對于“二等公民”身份不滿情感的爆發，是身份歧視和地域歧視一定引發的社會成果。是新生代農民工反抗歧視，爭取城市公民權之前奏。

　　緩解工人集體抗爭訴求經濟好處事件的頻發，政府和企業應直面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群體新特征，致力于逐漸廢止“農民工生產體制”，在工廠中落實農民工的“企業公民”身份，在社區生活中落實農民工的“社區國民”身份。

　　新生代農民工的行動取向分外凸起。與老一代相比，他們更為頻繁地卷入集體抗爭行動。調查數據顯示，只管新生代平均外出務工年限遠低于老一代（分別為4.3和12.4年），權益受損的比例相應也更低一些（分離為14.1%和19.5%），但是，有群體維權運動經歷者的比例卻與老一代沒有明顯差別（分辨為4.5%和5.0%），這象征著新生代比老一代更多地參與了維權活動，表現出更強的行動取向。

　　調查顯示，離職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工資或福利待遇差”，兩代農民工中都有超過50%的人因而離職。“工作環境差”是兩代農民工離職的第二大起因，老一代跟新生代中也都有超過25%的人因此離職。與老一代農民工有所不同的是，有22%的新生代農民工因“提升空間小”而離任，還有18.4%新生代農民工將“工作太無聊”列為離職原因。而老一代農民工中，因這兩個原因離職的比例只占5%左右。

　　國家統計局2010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項調查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1980年當前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達58.4%。在一些省份和行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2010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項調查顯示，該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誕生的農民工占全省農民工總量的75%之多。與上世紀80年代前出身的老一代農民工比擬，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豈但數目占優，而且也表示出不同的社會群體特征。

　　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將近一半人接收過中高級教育。相比老一代農民工，他們更為徹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消費模式發生轉變、社會關系逐漸由支屬老鄉網絡轉向同窗同事網絡、廣泛使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認同城市價值觀。以互聯網的使用為例，新生代農民工中有85.7%的工人會上網，平均每天的上網時間長達2.7小時。他們把自身的發展定位也主要置于城市，調查顯示，盤算未來繼承在城市而非農村發展的比例高達58.4%。

　　課題組成員包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學沈原、郭于華；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系講師畢朝陽、何江穗；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研究員李阿林，博士研究生汪建華、黃斌歡，碩士研究生李林卓、李藍天；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顧曉今、姚曉迅、江發文。

　　在城市中落實農民工的“社區公民”身份。“社區公民”身份重要指農民工有權享受所在地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社會福利。這包括農民工及其子女有權在城市中同等地享受包括教育、醫療、住宅等在內的各種公共服務。要完整實現農民工的“社區公民”權利當然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義務，只能逐次推展，然而，從當初開端就要盡力發展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支配的斟酌和各項詳細的政策設計。近多少年，農民工與本地人之間暴發的一些激烈的群體性抵觸已經表明：為從根本上化解當前窘境，為新生代農民工落實此種“社區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已是一項不容遷延的任務。

從維權運動轉向利益訴求

　　新生代的消費與城市年輕人的消費習慣大體雷同：喜歡新潮衣服，須要娛樂活動，更多天時用通訊手腕與人交換。在休息時間偏愛玩電腦、玩手機，愛好上網，熱衷以主動性和互動式為特征的信息使用、網絡社交和娛樂。

　　課題組的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企業的新型勞動者，有了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的職業尋求。在企業中，他們不再僅僅是埋頭干活，掙錢吃飯，而是對標準的公司制度、工作自身的意義和個人發展前景發生了更高的等待和向往。

　　能夠預感，因為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地以流出地的城鎮為基點來思考他們今后的發展遠景，因此對他們的社會輕視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如不打消，必將引發更為強烈的對抗。國家通過司法規制將農民工的維權行動限定在個體的、基本生存權范疇內的傳統做法已難認為繼。

　　新生代農夫工的群體抗爭舉動還反應出，他們不僅頻繁介入各種抗爭活動，而且在訴求目的、奮斗策略、發動伎倆、與社會各界互動方法等方面，都顯示出新特色。尤其值得留神的是，他們往往不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只是“被動維權”，即在自身權益重大受損時才起而維權，而是更為自動地采用行為，無論是本身權益受損，仍是身邊的親友、老鄉、共事權利遭遇損害，甚至與本人不相關的其余工友面臨不公待遇，新生代農民工都顯明比老一代更樂意參加到相應的群體性維權運動中去。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對農村生活較為生疏，也較欠缺認同感；有44%的人完全不務農經歷，缺少從事農業生產的技巧和教訓。與農村的經濟接洽也在不斷減弱。從將工資結余寄回鄉村老家來看，老一代農民工2010年均勻年度結余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結余的72%。而新生代農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結余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錢為5653.73元，僅為58.4%。可以說，整個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老家的經濟支撐在逐漸削弱。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群體特征的變化及其踴躍抗爭行動，預示著“農民工生產體制”的不可連續性。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四個十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都要求全社會正視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

　　這些年青的工人在艱巨地適應工廠枯燥反復的生產節奏之前，就已經在學校生活中養成了都市生涯方式。學校教育閱歷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群體特征的造成存在主要意思。他們普遍應用互聯網、工余時光與錯誤摯友不斷聚首，進入各種娛樂場合消費。都市生活方式的養成決議了他們中多數人的發展預期。與城鄉、企業、國家也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的新型關聯。新生代農民工集體抗爭行動頻繁多發，訴求產生了基本改變，集中體現為主動請求大幅度加薪、重組工會、落實集體工資協商制度等。

　　新生代農民工擁有新的社會群體特征：他們與城鄉、企業、國家的關系均發生了變化。

　　新生代農民工新的社會群體特征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樣，采取“留鳥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來回于城鄉之間，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長期寓居、工作和生活，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過程,清華師資。

　　新生代農民工更關注工作環境，盼望工作環境保險、企業管理規范；在工作抉擇方面，新生代農民工也更關注工作的晉升空間。雖然部分企業蹩腳的薪酬待遇、工作環境和食宿條件，會同樣造成兩代農民工的不滿，但新生代農民工更重視規范的企業管理制度，并且更多地關注工作本身的意義和發展前景。

　　只有徹底廢除“農民工生產體制”，才有可能使農民工群體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尊嚴，才干終極使他們摘掉“農民工”這頂體現著社會不公平的帽子。政府和企業應直面“農民工生產體制”的內在抵觸，在企業中落實“企業公民”身份，在社區生活中落實“社區公民”身份。

尋找向上的就業空間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不但接受了更長時間的學校教育，而且也更多地參與了技能培訓，更樂意在技巧培訓和其他學習培訓上投資。

　　在工廠中落實農民工的“企業公民”身份。“企業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廠中不僅僅是勞動者，受到經理層的治理和約束，而且還享有公民權利，有權就自己的工資、工時、工作前提和其他相關問題提出訴求。企業公民權利包括良多內容，但是，在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集體議價機制。在“農民工生產體制”中，集體議價機制的缺失導致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長期以來處于低水準狀況，難以反映市場用工、物價程度、企業利潤等方面的變更，阻礙了工人通過程序正義實現自身利益。

　　課題組的考察發明，收入更低、花費更多，結余少、呈現透支景象，已經成為新生代農夫工經濟狀態的整體特點。

回不去的故鄉留不下的城市

清華課題組：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與前途

　　就認同與將來定位而言，他們的價值觀點等方面有明顯的城市特征，如對工作發展性與舒服性的追求、對留在城市長期生活的盼望。新生代農民工也強烈體現出想取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尊敬與公平待遇的欲望。

　　破除“農民工生產體制”，是改革進一步深化的一個基本方向。跟著中等教育遍及，勞動力構成逐漸改變，老一代、低學歷的農民工逐步退出勞動力市場，新生代、受過中高等教育的農民工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當代工人階層的主體部分，他們的訴求已經明顯有別于老一代農民工，更多地是以城市為基點來考慮未來的發展，這與現行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必定發生深入的矛盾和激烈的沖突。他們正以越來越積極的行動表達對這一體制的抗議。日益劇烈的維權抗爭行動表明，現行“農民工生產體制”已經難以維系，必需加以改變，這恰是調劑勞動關系，進一步深入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

　　然而，改造開放以來構成并連續了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產體系”持續在妨礙他們成為“城市人”。“農民工出產體制”包含兩個基礎層面：“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與“工廠獨裁政體”。“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將農民工勞能源再生產的完全進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局部，如供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干的教導、醫療、住宅部署交由他們所在城市地域的老家去實現，而城鎮和工廠只累贅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常“保持”的本錢。國度通過一系列規制支配和政策辦法，如戶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對勞工集體組織爭議權力的束縛，固化了這種軌制。

　　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一些代工廠的年輕工人開始基于市場變化和企業利潤增長狀況，提出分享更多勞動結果的要求，從而推動維權活動向利益訴求轉變；他們更為深切地感觸到自組織過程中存在的制度阻礙，對重組或樹立企業工會，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抒發出更為強烈的要求。他們的利益訴求與制度訴求直接挑釁了現有的規制方式和工廠政體，迫使政府和企業部分地對其行動做出本質性回應，例如，加薪、重組工會、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這在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引發的汽配行業的罷工潮中表現得至為顯著。電子業的“歐姆停工事件”則推進了工會直選在深圳的逐漸推廣。這些抗爭都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