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初識清華簡 /編號:GE377Fl

　　適應文物珍藏入庫的要求,每枚簡,包含整支和殘片,都必需登錄編號。簡上的種種景象,都必須記載下來,至于形制、尺寸、字數等因素更不用說。

　　照像要盡快開端。這些年整理出土簡帛的經驗,大批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附照片進行的,而最后的整理報告,更需要有高品質的圖版。因而,對竹簡的拍攝應有足夠的要求。一部門不夠清晰的簡,還須采取紅外線攝影等等方式拍攝,盡可能使文字浮現出來。

　　為了將簡文提供大家考核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簡的綴合、編排、錄寫和釋讀等一系列工作,這些工作步驟是穿插進行的。當然由于才能和時間的限度,每個步驟都不可能做得盡如人意,但總應提供讀者進一步深刻研究的基本。

　　在所有保護和整理的工作環節上,我們都等待大家給予支撐輔助。我們會以恰當方式,盡快向各方面報道整理工作中的發現,也一定做最大盡力編寫有關簡報,并分卷出版竹簡的整理呈文。

　　固然已有幾個月了,我首次看到這批貴重竹簡時心中的強烈震動感還沒有從前。限于個人學力,以上所談不外是多少點初步意識,敬希大家指教。

　　據在清理中的初步統計,清華簡共約2100枚,其中整簡的比例很大,而且簡上個別都有文字。簡的形制多種多樣,最長的到達46厘米,最短的僅有10厘米左右。簡上面的墨書文字出于不同書手,作風不盡一致,大多結體精整,至今仍很清楚。有少數簡上,還有紅色的格線,即所謂“朱絲欄”。

李學勤

　　起源：《光亮日報》2008 *** 12 *** 01

　　戰國竹簡入藏清華

　　孔壁中書,是西漢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發現的竹簡書籍,事見《史記》、《漢書》、許慎《說文》、王充《論衡》、荀悅《漢紀》及《孔叢子》等書。如《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后也,委得其書(指《尚書》),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發現的時光,學者或依《依衡》校正為景帝末,獻書朝廷者,依《漢紀》修正為孔安國度,是合乎情理的。這些書籍應該是在秦代焚書時隱匿壁中的,其內容以《尚書》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沒有的,因為系以戰國古文書寫,稱為《古文尚書》。

　　清華簡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是一種編年體的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與《年齡》經傳、《史記》等對照,有很多新的內涵。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史書文體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書紀年》。

　　王國維在講演開頭就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現。”接著，王國維舉出歷史上三項新發現,清華培訓班,即孔壁中書、汲冢竹簡和宋代出土的青銅器,然而在講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銅器,只說“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兩次,“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為什么他把這兩者推為學術史上的“最大發現”,需要在此簡略闡明一下。

　　《尚書》和相似《紀年》的史書,對歷史研究的意義,是關注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們都曉得的,其重要確切難于估量。寫到這里,我不禁聯想到先輩學者王國維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講演,很可以作為評估清華簡的參考。

　　由于集中力氣做簡的保護工作,還來不及具體審閱簡的文字內容,更談不上釋讀研究了。不過通過清理間的大抵閱讀,以下三點是可以斷定的:

　　專家們對清華簡所作《鑒定看法》側重指出,這批可貴竹簡“因為年代長遠,簡質懦弱,又經由流散,清華大學已做的清算掩護,是及時跟必要的。倡議持續汲取其余單位教訓,進步技巧程度,將這批竹簡的維護工作做得更好。”專家們還“盼望清華大學踴躍穩當地推動這批竹簡的整理研討工作,及時編纂出版收拾講演,供給學術界研究。”這是對咱們加入清華簡整頓工作的職員提出的嚴正請求,使我們倍感所負義務的繁重。

　　簡的清理保護工作,還須要繼承進行,如何保護得更好,自身就是一項科研課題,應當以多學科聯合的方法來摸索和實行。尤其是從久遠的角度看,應采用怎么的辦法,是否脫水,有沒有什么更好的手腕,都須極為穩重地斟酌。

　　《古文尚書》和當時呈現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樣,長期未能列于學官,沒有獲得官方認可的位置。西漢暮年,劉歆為此移書責讓太常博士,開啟了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成為學術史上的大事。有關今古文,特殊是今古文《尚書》的討論戰辯,始終連續下來,到今天依然沒有停止,孔壁中書發現影響的深遠于此可見。

　　10月14日,清華邀請了李伯謙、裘錫圭等11位專家,對這批竹簡進行視察鑒定,“一致以為,這批戰國竹簡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物,波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內容,是前所常見的重大發現,必將受到海內外學者器重,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許多學科將會發生普遍深遠的影響”,這是鑒定專家們在《鑒定意見》中作的論斷。

　　第一,這批簡的性質是書籍。大家懂得,已經發現的戰國竹簡(還有帛書),總的來說能夠分成書籍和文書兩大類,還有多見的遣策,即隨葬物品的清單,也可附于文書類中。清華簡初步察看都是嚴厲意義的書籍,不找出文書以及遣策。

　　這里要提到的,是王國維1925年7月在清華作的一次講演,標題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這一講演十分有名,文稿發表在《清華周刊》,后收入趙萬里先生所輯《靜庵文集續編》。

　　這批竹簡是由清華校友捐獻挽救回來的。記得竹簡來到清華的那一天是7月15日,氣象很熱,暑假業已開始,我們原來想只加以基礎的保護,等到開學再展動工作,但是經過細心檢討,發現若干簡受有傳染,請化學家剖析,證實有霉變破壞之虞。校方對此無比看重,決議即時組織專家清理保護。大家廢棄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前提下建成合乎要求的試驗室。這項過細而又沉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整理考釋任重道遠

　　汲冢竹書,是西晉之初在汲縣一座戰國時魏國墓葬里發現的竹簡書籍,事見《晉書》等文獻及汲令盧無忌所建《齊太公呂望碑》。發現的時間,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異說,清代雷學淇論為咸寧五年,較為可托。竹簡獻上朝廷,有學者束皙、荀勖、和嶠等多人授命整理,共有書十九種,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書《紀年》十三篇(有學者校正為十二篇)。

　　汲冢書發明的意思也很重大。王國維前述報告說:“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后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即杜預)注《左傳》,稍后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識賴于地下之知識者,固不自本日始矣。”實際上《紀年》的影響遠不止此,即以從錢穆到楊寬等先生應用《紀年》校訂《史記?六國年表》一事而言,奉獻就已很大,這些結果天然是王國維不迭見的。

　　王國維講的這兩項“最大發現”都是戰國時期的竹簡書籍,都在學術史上造成了重大影響。然而,不論是《古文尚書》仍是《紀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書》在東漢已歸散佚,東晉時梅賾所獻,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所收,現在見于《十三經注疏》的,前人已論定是“偽古文”。《紀年》同樣于唐代散佚,明當前整本流傳的所謂今本《紀年》,如王國維等先生論證,也是偽書。朱右曾、王國維等學者輯錄的古本《紀年》,只管定貴,保存的佚文畢竟未幾。這久已成為學術界仿佛無奈補充的歷史遺憾。

　　今天,幸能在清華簡中又看到了真正底本的古文《尚書》和近似《紀年》的史籍,給我們研究古代歷史和文明帶來了新的愿望,也必定會在學術界造成深遠久長的影響。有關《尚書》、《紀年》的一些懸疑未定的問題,很可能由于新的發現取得解決。

　　清華簡還有不少來不及深入了解的內容,好比類似《儀禮》的禮書,前所未見的樂書,與《周易》有關的占書,近于《國語》的史書等,只能留待今后先容。

　　與這批竹簡同來的,還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殘塊,上有雅觀龐雜的彩繪圖案。經過試行拼合,顯示可能是本來貯放竹簡的書笥。在一塊殘部的側面,粘貼著一小段竹簡,簡上有字可以辨識,這增強了容器與簡相干的可能性。

　　第二,這批簡中的書籍大多與歷史有關。假如依照傳統的四局部類,有的屬于經部,但其內涵還是富于歷史價值的。這與過去發現的戰國竹簡書籍,如著名的郭店簡、上博簡以儒、道著述占多數不同。

　　作為隨葬的書籍,老是和墓主的身份與喜好有一定關聯的,比方說1972年出土的銀省山漢簡重要是兵書,墓主顯然是位軍事家,所以我曾戲言“這次是挖到了一個歷史家”。

　　第三,這批簡里有《尚書》。《尚書》本為古代歷史文獻的匯編,列于經典,是研究古史最主要的根據。秦代焚書,制止《詩》、《書》、百家語,《尚書》大多佚失。清華簡中已發現有多篇《尚書》,有些篇有傳世本,如《金滕》、《康誥》、《顧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別,甚至篇題也不雷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見的佚篇,在傳世本里沒有,或雖見于傳世本,但后者是偽古文,如《傅說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獻援用過的《說命》,和今天傳播的《說命》偽古文不是一回事。

　　王國維的著名講演

　　清華大學最近入藏的一批戰國時代的名貴竹簡,當初已經廣為學術界以及社會大眾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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