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會如何看今中國經濟

英國的《金融時報》無疑是全球最為廣泛閱讀的財經類報紙之一。而這份報紙的一大特點，就是它的很多記者，同時又是優秀的財經書籍作者。也許是巧合，我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假期中，就讀了兩本出自《金融時報》的記者之手的書。其一是大名鼎鼎的馬丁·沃爾夫在去年出版的《Shocks and Shifts》，另外一本就是徐瑾的新書《凱恩斯的中國聚會》。沃爾夫的書內容厚重，涵蓋了全球經濟在過去十數年中所經歷的深刻變化，并指出了經濟學理論在金融危機前后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而徐瑾的書則輕盈靈動，作者就像導游，帶領讀者遍歷經濟學各大門派各路高手，整本書就如同一部易讀版的經濟思想史。

在我看來，這兩本書雖然內容不同，內在卻頗有相通之處。沃爾夫的書，提出了我們時代的大問題：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如何重新走出泥潭，以及如何應對本世紀以來在全球經濟所發生的種種他沖擊和巨變（Shocks and Shifts）。有趣的是，徐瑾書中的所描寫的各位經濟學大師，卻也正是因為直面所處時代的挑戰，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從而在經濟思想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舉幾個《凱恩斯的中國聚會》一書中的例子，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工業革命的時代大背景下，看到了勞動分工對于生產力的巨大提高，基于此的《國富論》標志了現代經濟學的誕生。凱恩斯則是面對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蕭條，在《通論》提出了新的宏觀經濟思想，也標志了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而哈耶克則是在計劃經濟思想日占上風的上世紀30年代，指出了市場在信息處理的優越性，從而準確預言了幾十年后市場經濟對于計劃經濟的壓倒性勝利。

仿佛還在不久前，經濟學家還在歡慶經濟周期已經被馴服，但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所陷入的長久低迷，已經讓這種樂觀蕩然無存。從沃爾夫的書中，讀者或許能讀出一種與上世紀30年代相似的無力感，各種經濟思潮在交鋒，而最需要拿出行動的各國政府卻茫然無措。這是一個呼喚凱恩斯的年代。

同時，中國經濟一方面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遠超往昔。另一方面，舊的增長模式也走到十字路口，如何突破目前種種約束，完成大國崛起的夢想，對于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從這個意義上說，徐瑾的《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確實生逢其會，因為不論對于經濟本身還是經濟學理論，這是一個百年一遇的大時代。而中國之于全球經濟，更是處于數百年來未有過的風口。

經濟思想史中有兩個有趣的結論。首先，當經濟遇到大問題的時候，經濟學理論的重要性就會上升。換言之，是偉大的時代催生偉大的經濟學，而不是反過來。凱恩斯能開創宏觀經濟學，很大程度是大蕭條所帶來的時代挑戰。其次，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處在全球經濟風口的時候，來自這個國家的經濟理論便會更加受到重視。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國家對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太重要，所以大家都必須理解它。

19世紀英國是全球經濟的風口，因此英國的經濟學大師輩出。20世紀的風口換成了美國，美國則成了經濟學家的搖籃。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逐漸成了風口。學術界的轉移或許尚需時日，而在講求效率的金融業，這種切換則迅速的多。上世紀90年代，國際投行的中國經濟研究團隊即使有，也往往只有一到兩人。而現在，中國經濟團隊動輒三到四人，通常是內部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宏觀團隊。團隊的領導人員，原來幾乎中外各半，現在也幾乎都換成了內地教育背景的中國人。原因很簡單，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及風險，都被全世界所密切關注。單純面向中國的經濟研究，也就擁有了全球意義。

這一切都對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挑戰。比如，危機前出現的全球不平衡現象，很多國家包括美國都指責中國的匯率政策，甚至將金融危機的爆發都歸咎于中國。要評價甚至反駁這些指責，話語權最終只能來自對現有經濟理論的揚棄和創新。再比如，過去幾年國際上唱空中國聲音不斷，悲觀者引用其他國家的經驗，認為中國債務上升過快將最終導致經濟硬著陸。如何在中國特定的政經背景下，去理解債務的現狀和動態，既能反駁“中國崩潰論”，又能找到可能的風險點，則是對中國經濟學人的又一挑戰。

既然書名叫《凱恩斯的中國聚會》，也許更好的例子是把現在的中國和凱恩斯所處的時代做一對比。今天我們考慮經濟刺激的手段以及后果，這也是上世紀30年代的大問題，而凱恩斯以及他的英國同事們（希克斯，卡恩，米德等）最終給出了劃時代的解答。今天的國際經濟體系需要改革以適應中國的崛起，而凱恩斯也面對著改革當時的全球體系以適應美國的崛起，最終，在凱恩斯的努力下，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46年正式誕生。

中國今天所面對的匯率制度選擇，凱恩斯也曾在1930年為英國政府提供咨詢的麥克米蘭委員會上，就當時英國金本位的問題，同當時的英國央行行長諾曼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其所觸及的與匯率制度選擇相關的內部和外部平衡，和我們今天的思考角度并無二致。甚至是中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向其它國家輸出資本，其本質就是國際經濟學中經典的轉移問題（transfer problem），凱恩斯早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經濟后果》中，就對相似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因此一舉成名。

徐瑾在《凱恩斯的中國聚會》后記中提到這本書的一個目標讀者群體，是剛剛開始學習經濟學的同學。雖然這些同學絕大部分以后不會以學術為生，但即使是在業界工作，經濟學的知識也是非常有用的。凱恩斯自己就是非常成功的基金經理，曾為其所在的學院管理資金二十五年，被后人稱為全球宏觀投資的先驅。而他在金融市場的搏殺經歷，又反過來使他的經濟理論避免了象牙塔內的不食人間煙火。說到底，經濟的運行就像是地殼運動，金融市場的波動正是經濟（以及人心）的反映。在平時工作中，我就接觸過許多對經濟和金融市場運行有深刻理解的宏觀投資者，他們的領域可以是股票、外匯、債券、商品，或者是這一切的加總。雖然目前這些人大部分在歐美，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市場的開放，中國也必將產生一批全球宏觀的投資者。

學習和研究經濟學，特別是中國經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類似于經濟思想導讀的書，對于經濟學初學者，或可成為激動人心的遠航起點。對于從事經濟研究的，也是一次有益的重溫。我十多年前讀本科的時候，《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的推薦者之一，韋森教授剛剛回到國內教書。他對經濟學的熱情，激發了我們班很多同學對于經濟學的興趣。如果讀者能通過徐瑾這本書，覺得某位大師的思想很有啟發性，有興趣通過書后的延伸閱讀，去了解每一扇門后面更加廣闊的世界，那么我想作者的目標就達到了。因為這種對思想力量的好奇與折服，正是一代代經濟學人走上漫漫長途時所懷有的初心。

(本文首發于《上海商報》)